股票配资线上 前半生猛人，后半生僧人
大明永乐十五年（1417年），福建晋江灵源寺股票配资线上，在此间落发多年的创寺高僧沐讲禅师圆寂了。当地流传很多关于沐讲禅师的传说，其中最传奇的当属沐讲禅师在山间打虎的故事。
传说有一年，年近花甲的沐讲禅师像往常一样在山中晨练。忽觉山间狂风四起，林木摇曳，落叶纷飞。猛一转身，却见一只大老虎，虎视眈眈地瞅着自己，正欲蓄势猛扑过来。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在猛虎径直扑过来的瞬间，沐讲禅师顺势往右侧一闪，举起随身携带的禅杖朝猛虎脑袋上一击。
刹那间，猛虎脑浆迸裂，瘫软在地。
不过，杀虎对于神秘的沐讲禅师而言，根本就是小儿科。在他人生的高光时刻，“屠龙”也并非完全不可能。
他确实也尝试过了，那个差点被杀的“真龙”，便是大明的开国皇帝。
而沐讲禅师，在元末天下风起云涌之际，曾有过一个威震江湖的凡家俗名：张定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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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一个人人吃不饱饭、饿殍遍野的时代。
张定边的老对手朱元璋，在揭竿而起之前，做过农民，当过和尚。家乡闹饥荒，父母兄弟死者甚众。就算落发为僧，四处化缘，朱元璋还是填不饱肚子。
张定边也好不到哪去。世居沔阳（今湖北仙桃）的他，自小注定就是个穷苦的打渔孩子。要说丰年做个打渔的倒还好，可偏偏年少时便一连遇上几个饥荒之年，这日子过得还不如朱元璋。
迫于无奈，张定边只能学汉末刘皇叔，到集市上卖草鞋，维持生计。不过，这个卖草鞋的，可比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刘备威武多了——明朝史书形容张定边，用了“枭猛”一词。
因此，当张定边的摊位遭到无良公差打砸抢烧之际，这个“天不怕，地不怕”的小子才敢面对面跟官府硬扛。直到遇上自己的“伯乐”，那个年纪与他相仿、同为沔阳渔家出身的。
张定边卖草鞋之时，出身赘婿打渔之家的陈友谅，谋得了一份到街上巡逻的衙役工作。但算命先生说他命里自带富贵，他又怎甘于只做一个唯唯诺诺、人云亦云的小公差呢？
在命运的安排下，卖草鞋的张定边与当“城管”的陈友谅，很快认识并熟络起来。
随着元末社会矛盾不断加剧，越来越多吃不饱饭的人，只能选择造反。在时代的裹挟下，不管是陈友谅还是张定边，最终都无法摆脱造反的宿命。
在两人还没听到命运对他们召唤之时，元朝至正十一年（1351年），安徽农民刘福通和韩山童率先觉醒了。
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，刘、韩二人在黄河河道上埋下了一只独眼石人。当时，黄河决堤，朝廷征用民夫修补黄河缺口。尔后，随着石人被发掘出来，一句“莫道石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”的谶语，不胫而走。老刘和老韩见时机成熟，立即召集人马，起兵造反。因叛军中人人头绑红色头巾，又称中原红巾军。
经过数次战役，红巾军势力迅速扩张，天下各路英雄豪杰纷纷响应。
在南方长江流域，徐寿辉、彭莹玉等也打出了红巾军的旗号，起兵反元。与刘福通那支相区别，徐寿辉这伙在历史上被称作南方红巾军。
元朝至正十五年（1355年），徐寿辉派遣部下大将倪文俊攻陷沔阳。从此，脱离了元朝政府统治的沔阳，正式成了南方红巾军的地盘。作为沔阳城内两个有为青年，陈友谅和张定边顺势加入了红巾军。
投靠红巾军的陈友谅，感觉来到了一个更大的平台。他早些年读了点书，在人头涌动的红巾军里仍算得上是知识分子阶层。和那些只知埋头打仗的大老粗相比，陈友谅的头脑可谓相当活络。没多久，陈友谅就得到老领导倪文俊的赏识，召到身边，授了个簿书掾的职位，专门给老倪当秘书了。
而南方红巾军在相继攻陷了鄂、浙、湘、江、皖、赣等省后，势力一度膨胀。为了显示徐寿辉一伙的强大号召力，倪文俊迎徐寿辉在汉阳（今湖北武汉）登基，建立天完政权，倪文俊自任丞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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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倪文俊的头号小秘，陈友谅在倪文俊发迹后，也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事业高峰——被安排坐镇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，拥有了自己一块小地盘。
至于陈友谅的好兄弟张定边，由于还未冒头，史书记载语焉不详。合理推测，没读过什么书的张定边大概位居陈友谅之下，为其效犬马之劳。如此，在陈友谅权势膨胀的后期，才有张定边露脸的机会。
天完政权建立后，倪文俊俨然成了政权里的“曹丞相”，连所谓的皇帝徐寿辉都得让他三分。倪文俊外号“倪蛮子”，打起仗来十分勇猛，天完政权的势力范围也在不断扩大。
为了抑制红巾军的发展势头，元朝政府做了两手准备，一面命令军队猛攻红巾军，一面对红巾军将领尽力招安收买。
尽管倪文俊在揍元军时颇为卖力，但对元朝开出的招安待遇却也十分眼红。因此，他时常为了个人私心，将元朝的战俘作为筹码与元军谈判，希望对方许以自己高官厚禄。元朝方面识破倪文俊的两面派做法，断然拒绝他的“敲诈”。
见元军与自己谈不拢，倪文俊顺势将俘获的忽必烈子孙统统杀害，算是与元朝方面撕破了脸皮。
但是，随着倪文俊在天完政权中的实力越来越强，野心与欲望也在持续影响着他的每一次决定。终于，他不再甘于做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臣下，他要窝里反，他要当老大。
通常在这种情况下，对于一个反复无常、卖主求荣的家伙，历史给予的下场都是不好的。倪文俊也不例外。在他准备密谋造反之际，他的异心被“傀儡皇帝”徐寿辉知晓，倪文俊由此举事失败。
而早些时候被倪文俊安排坐镇黄州的陈友谅，此时的日子却过得愈发地好。经历数次作战，陈友谅的地位从当初的一个小秘书，功升元帅，在红巾军中具有一定的话事权。
比起自己原来的老大倪文俊，此刻的陈友谅对兄弟们应该还算是感情友好的。
根据今天湖北仙桃当地的传说，著名的地方特色菜“沔阳三蒸”即源自这一时期的陈友谅。据称，当年陈友谅曾回家乡沔阳征集兵马，并令随军伙夫以“征”为主题，为沔阳子弟兵准备食物。“征”与“蒸”同音，陈友谅的妻子在得知丈夫的用意后，遂协助伙夫，将肉、鱼、藕等当地农家食材分别拌上大米粉，配上佐料，装碗上甑，猛火蒸熟，慰劳众将士。士兵们在吃完这几道大菜后，也不负众望，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为陈友谅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靠着这些军功，陈友谅最终得以称王称霸。
所以，在倪文俊兵败出走黄州时，陈友谅最初还是按照自己原先“兄友弟恭”的人设，好好安抚了倪文俊一番。
但是，陈友谅毕竟是自小就抱着“天命之子”思想的野心家，如能借机吞并倪文俊的兵马，则自己离大富大贵的人生巅峰更近一步了。如此天赐良机，他又怎能放过呢？
从倪文俊踏入黄州城那一刻起，他的人头就被锁定了。
果不其然，陈友谅很快扯下伪善的面纱，磨刀霍霍向老大。站在大义的角度，结果了这个带他入行的老前辈的性命，并趁机吞并了倪文俊的部队，取代了倪文俊的地位，自称平章政事，成了天完皇帝徐寿辉的新“头马”。
尽管这些场景发生之时，史书记载并未见张定边的身影，但这个与陈友谅同时期加入红巾军的沔阳老乡想必参与其中。正是这些红巾军内部斗争的见证与支持，才有了后来张定边的一战成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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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寿辉也确实是个“扶不起的阿斗”，经历了自家兄弟倪文俊的背叛后，对政权内的兵权掌控却仍旧处于放任状态。这样，取代了倪文俊的陈友谅，很快又做起了天完政权的新任“曹丞相”。
陈友谅不是倪文俊，从一开始，他的目标就很明确：我就是要当皇帝，那才是真正的大富大贵。
在逐步收拢南方红巾军兵马的同时，他的野心再次撑起那把沾满老大鲜血的屠刀，狠狠地朝天完政权一号人物徐寿辉砍去。
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，陈友谅杀徐寿辉代之，改国号为“汉”，取年号“大义”。至此，陈友谅变成了当时长江以南实力最强的红巾军首领，成就了人生初级阶段的大富大贵。
在他身边跟随多年，被极度信任的张定边，自然成了新政权中掌管兵马的太尉。
只是，元朝不断衰落，天下格局也被打乱。从总体上看，当时天下最大的两股敌对势力是：大元帝国VS红巾军。但不是所有头绑红巾、焚香聚众、自称“香军”的造反者都同属一脉。乱世发展到这种程度，总要有一个关键人物，站出来振臂一呼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。
陈友谅认为，受到时代召唤的天命之子必然是他。殊不知，在他举起屠刀相继灭了老领导倪文俊和徐寿辉后，曾经在他身上出现过令兄弟们信服的大义，早已荡然无存。
而此时，几乎与他一起成长的老对手朱元璋，却在另一部红巾军中混得风生水起。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的举措，让朱元璋掌握了所谓的“大义”。随着朱元璋大军攻陷集庆路（今江苏南京），并将集庆路改名应天，作为新根据地，陈友谅与朱元璋的大战就进入了你死我活的阶段。
征伐天下，说白了就是抢地盘。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，位于长江下游出海口的位置。在它的西边，是以长江中游为大本营的陈友谅。而稍南则是以平江（今江苏苏州）为“龙兴之地”的张士诚。附近还有方国珍、陈友定等人的部队。
至正二十年（1360年），陈友谅正式发动攻打朱元璋的战争。从此，张定边频繁活跃于历史舞台。
只不过，好兄弟陈友谅的首战，着实打得不咋地。
因为先前陈友谅已经当着众人的面宰了原天完皇帝徐寿辉，篡位自立，导致原先忠于徐寿辉的部分将领心存芥蒂，打仗自然不给力。开打没多久，就阵前倒戈。他们声称陈友谅悖逆不道，一言不合，直接跑到朱元璋军中投降。
好在，陈友谅运气虽差，为人也“雄猜”，但他身边还有张定边这样的“好兄弟”。
即便陈友谅再不是个东西，其早年对沔阳老乡子弟兵的那份情，相信张定边还是看在了眼中。况且，从两人一路发展的轨迹来看，张定边或许从很早开始，就与陈友谅同在一条船上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
如今，兄弟受挫，岂有不竭力辅助之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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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陈友谅相信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约自己里应外合、共谋大业时，张定边对此极力劝阻。可惜，太想入主应天、问鼎中原的陈友谅听不进逆耳忠言，仍按康茂才信中计划，率军直抵江东桥，迎接自己即将遭遇的惨败。
天命虽不公，却无碍张定边尽忠守义。自从陈友谅经历了首败后，张定边就盯上了朱元璋的势力，并非为了投敌，只为了伺机证明陈友谅一部仍有机会争夺天下。
不久，一路不遗余力追击陈友谅势力的朱元璋被迫暂缓了攻势。因为，中原红巾军内部产生了不大不小的矛盾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无论是陈友谅还是张定边，都认为是绝佳的反攻机会。
而历史也终究给了张定边这个机会，率领陈友谅手下精锐部队，对朱元璋所占领的安庆发起进攻，迫使朱元璋留在安庆的守城部队，弃城逃跑，为陈、朱相争，扳回一城。
靠着张定边小胜了朱元璋后，陈友谅却再度陷入节节失利之中。
待朱元璋处理完内部矛盾，转身收拾陈友谅之际，这个空顶着皇帝名号的起义军首领，面临的是地盘的急剧减少。不但安庆得而复失，就连当初天完政权老一辈将领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，也在一寸寸地失去。
眼前的境况，不免让陈友谅恼羞成怒。他放弃了据城死守、励精图治的想法，转而押上自己最后的老底——发兵六十万，亲率数百艘楼船，兵指洪都（今江西南昌），与朱元璋决一死战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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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证明，这场大战绝对是空前绝后的。因为，在这场大战之后，天下新格局已定。
作为陈友谅人生中的最后一场仗，攻打洪都，是抱着必胜之心，且极度热血的。但对于张定边而言，陈友谅一路走来的由盛转衰，他全看在眼里，这一仗他并没有必胜的把握。
然而，已经上了战场，要么奋力杀出一条血路，以图东山再起；要么耻辱于金戈铁马之下，马革裹尸而还。张定边早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，可跟随陈友谅和自己出战的将士们，又何须在战争绞肉机中为了他人虚无的帝王之梦，献出宝贵的生命？
无论是为了兄弟陈友谅，还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此战都终将是张定边多年力战沙场的完美绽放。
史载，陈友谅在这几百艘楼船中“置走马棚，上下人语声不相闻，载家属百官，尽锐攻南昌，飞梯冲车，百道并进”。威风中将陈友谅的底牌尽数展现。而此时守洪都的，却是仅20岁出头的农家小伙，朱元璋的侄子。
眼见南昌城对开的长江上来了遮天蔽日的楼船，小朱也知道打不过。投降吧，不可能。不过，诈降拖延一下日子还可以。也不知道陈友谅是抱着怎样的自信，居然轻易就相信了朱文正的伎俩。
在与陈友谅谈判诈降期间，朱文正一边派人赶紧报告叔叔朱元璋。
朱元璋当然明白宿敌陈友谅的来意，于是，与陈友谅一样，朱元璋也亲提20万大军火速而来。
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朱元璋既到，陈友谅也没必要再纠缠朱文正，双方列阵洪都城北边的鄱阳湖，决一死战。
朱元璋的小舟面对陈友谅的楼船，无疑是蚂蚁啃大象，在战争形态上就不占优势。见状，朱元璋的好兄弟徐达主动站出来请战，率轻舟小船诱敌深入，伺机图之。
陈友谅显然对朱元璋掉以轻心，命令楼船大举压上。结果，战场瞬时刮起了阵逆风，趁着风势，朱元璋的士兵纷纷搭起火箭，朝陈友谅楼船射去，风助火势，楼船臃肿调转不灵的问题一下子被显露了出来。原本占据战场先机的陈友谅失去了最佳机会，双方进入胶着阶段。
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，张定边决定单刀直入，取朱元璋首级。
对于张定边的计划，大概主战的双方均不知晓。于是，在双方均毫无防备的情况下，张定边开始了他的枭猛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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趁着双方厮杀的空当，张定边瞄准了百万军中的朱元璋。
擒贼先擒王！当一个人精神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，身旁便再也无其他琐事可困扰。抱着这样一股冲劲，张定边奋力拼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朱元璋手底下三员大将瞬时毙命。而站在旗舰上指挥作战的朱元璋，此刻身旁已无他人可做后盾。似乎再过一秒，历史即将被改写。
时不我与啊。相较于众叛亲离的陈友谅，朱元璋即便在最危难的时刻，仍旧命不该绝。而这，无关玄幻的天命。
眼见主公受难，朱元璋的部将，用一支利箭打破了张定边本可逆天改命的攻势。随后，朱元璋一方众将士合力解围，张定边“中矢百余而退”。
吊诡的是，多行不义的陈友谅，最终在鄱阳湖之战中，被一支悄无声息的暗箭贯穿脑袋，结束了他疯狂的皇帝梦。
对张定边而言，无论战争成败，心中的忠义似乎原本就立于是非对错之外。为了胸中长存的那份忠义，他最终选择拼死保护陈友谅的次子陈理以及陈友谅残存的尸体，返回武昌，并扶持陈理称帝。此举可能不为征伐天下，只为谨守道义。
后来，朱元璋乘胜追击至武昌，准备剿灭陈友谅残部时，张定边选择开城投降。
但，“一臣不事二主”，张定边注定无法放下心中的芥蒂，随陈理投降朱元璋。尽管对方愿意以优于徐达、常遇春等人的待遇，厚待他，张定边还是拒绝了。
张定边之后去了哪里，正史没有着墨。也或许有，但作为一个战败者，可能在正史中，他不配拥有姓名。
只知在那之后，世间流传着张定边去向的三种说法：被杀，改名换姓，以及出家。
被杀一说，来自民国年间编写的《新元史》。然而，这种说法与《明太祖实录》中的记载有偏差，想必作为胜利者，朱元璋完全没必要对此事有所隐瞒。被杀一说并不靠谱。
改名换姓一说，也不一定合理。毕竟，张定边是让朱元璋印象深刻的敌方将领，朱元璋后来还曾告诫部下切勿轻敌，以防张定边式的人物出现。在朱元璋的强力统治下，张定边又如何可能做到隐姓埋名呢？
或许只有出家一说，可能性较大。
所有红巾军起义者，最初的梦，都是为了吃上一口饱饭。若大明天下太平，无需忍饥挨饿，又何须打破秩序，重新陷入混战？遁入空门，或许才是张定边最好的归属。
传说，在福建灵源山，张定边放下了尘世间的杀戮之气，一心皈依佛门。他自号沐讲禅师，建灵源寺，率领旧属僧侣，造福百姓，广施万民。
就这样，在山间潜心修行了数十年的张定边，一一送走了老对手朱元璋、徐达、常遇春后才老去圆寂。此时，已是大明永乐年间。
参考文献：
[明]胡广：《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》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，1986
[清]张廷玉：《明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
柯劭忞：《新元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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